退休厅级官员裸捐100万 称共产党员不要留钱

　　陈光保在自己的农场里，他身后就是一片香蕉林。

　　见过陈光保老人的记者说，他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场。

　　这个79岁的正厅级离休官员，坐在轮椅上10多年了，一米八的块头装满整个轮椅。他始终在践行着一个念想，当官要当清官，做人要做好人。

　　今年8月底，他拿出105.2万元，奖励家乡广东省海康县（今雷州市）409位优秀学子。此前的两年，他都拿出100万元左右的农场收益用于助学、送温暖，甚至因此卖掉了他在市区的唯一一套房子。

　　他说，明年、后年，他都要再捐100万元。他不准备给5个子女留一分钱。有媒体说，他是真正意义上的“裸捐”。

　　陈光保离休前官至广东省湛江市政协主席，在湛江当地有很高声望。雷州人民尊称他为“保伯”。

　　他一直以“敢为天下先”著称。

　　1977年，他最早支持雷州农民实行包产到户，30年后的《广东党史》中，承认他当时治下的潭葛是“广东包产到户第一村”，比安徽的小岗村还早一年。

　　他调动农民开荒，用高科技发展农业、种植业，支持开发滩涂，兴建虾池，养虾业迅猛发展还实现了出口创汇。他大力支持教育事业，保护整理雷州市历史文化古迹，雷州城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。

　　他一生清廉律己，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。

　　如今，虽然他的农场地处偏远，除了曾经的下属来看望他，仍有许多村民来找他诉苦。

　　一个60多岁的农民到县里反映情况，求诉无门，到省里、北京去反映，却被送了回来；来雷州视察的领导，“动不动就住酒店，喝洋酒……”

　　这些农民告诉他的，他都会转达给在位的官员。

　　保伯用当地特有的雷州民歌，创作了一本《好官坏官歌》，共316页，里面唱的“坏官二十害”“坏官臭万年”，他都用来叮嘱那些上大学的受助学子。

　　那些来看他的官员，他更是不会放过，来一个就送一本，不厌其烦地说着，“做官，要做好官，不要做坏官”。

　　他很难理解现在社会的诸多事件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就像许多人不能理解他这么做，到底是为什么。

助学 我不要回报，只要他们做好人做好事

　　陈光保 男，1931年9月出生，广东雷州人。1964年始任海康县（今广东省雷州市）县长；1983年出任海康县委书记、中共湛江市委常委；1992年11月任湛江市政协主席，广东省五届、七届人大代表，全国六届人大代表。

　　1994年离休，60多岁的陈光保带着妻子和一帮农民到雷州半岛开荒建农场。近年来将收益用做助学、做好事，表示不留一分钱给儿女。事迹经中国青年报报道后，引发热议，被称为“裸捐”的离休官员。

　　都市快报：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，为什么选择助学呢？

　　保伯：人才强国，胡锦涛总书记、温家宝总理都是这么说的，人才，才能改变贫穷的面貌。我以前当海康县县长、县委书记，就认为教育是最要紧的。（他提倡“治穷先治愚，兴学育人才”。上世纪80年代，他写的一篇文章《治穷先治愚》，被很多报刊转载。）

　　学生，读书才有出路。旧社会我家三代长工，我小时候给地主家放牛，牛死了，地主怪我命不好，把我撵回家。没钱，上不了学。私塾里的老师，看我想念书可怜，免了学费——6斗谷子，还送了我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。后来上中学，考上了，没钱读，就去当了游击队员。

　　我有3个儿子，2个女儿，都上了大学，现在都在深圳、广州等地，在国企、银行，还有一个在暨南大学。孙子，一个读了硕士研究生，一个去国外留学。（言外之意，读书终结了他家三代长工的命运。）

　　都市快报：助学的过程中，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事？

　　保伯：雷州有个附城镇麻演村，有一家3个姓黄的兄弟今年都考上了大学，家里穷，交不起学费，就说要“抓阄”（决定谁来上大学）。我给他们捐了1万元，市政府给了4.5万元，其他人捐了4万多元，三兄弟都有学上了。

　　都市快报：有没有特别困难的时候？

　　保伯：我这个人很乐观。16岁就参加了革命，（1947年参加革命地下游击小组；1948年参加武工队；1949年，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支前工作。）后来又当了30多年的县长、县委书记，（经历过很多风浪）。

　　芒果冻死了，香蕉被台风打完了，都不算什么。现在干得比较成功，这就好。

　　都市快报：你跟帮助过的孩子熟悉吗？

　　保伯：我老了，不认识他们谁是谁。他们过年过节都会来看我。

　　都市快报：你想过让他们回报你吗？

　　保伯：我不要他们回报，我跟他们说，当官要当好官清官，要全心全意为国家做贡献，不要当坏官、贪官，坏官万年臭。不当官的，要做好人，为老百姓做好事。

　　都市快报：保伯，今年农场收成还好吗？

　　保伯：今年没有台风，收成还好。（声音略有颤抖，一字一顿的。）

都市快报：除了香蕉，还种了什么？

　　保伯：还有甘蔗。1995年，刚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还种了蕉麻、芒果。那时候都是荒山野岭，什么都种不好。后来发现，种香蕉和甘蔗最合适。前10年，农场都在亏钱。这几年收成好起来，才赚了钱。

　　都市快报：农场大吗？一年能挣多少钱？

　　保伯：我承包了3个农场，加起来4000多亩。现在能挣差不多100万元，明年、后年，都能有100万元，还能捐。

　　都市快报：听说你今年捐钱给学生们之后，买肥料的钱都不够了，还要去贷款。

　　保伯：等卖了香蕉就有钱还银行了。

　　都市快报：去年收成不大好，你还卖了雷州市区三室一厅的一套房子，才凑成100万元吧？

　　保伯：我老伴几年前就去世了，孩子们都在外面，我住在农场里的，房子用不上，就卖了（卖了26万元）。

　　都市快报：农场条件挺艰苦的。您腿脚不好，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？

　　保伯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是搞水利的，天天都要在地里，搞伤了身体。90年代，腰就经常痛。之前因为腰骨增生，开了一次刀。1994年离休后办农场，复发，到宁波的一家医院开刀，没开好，差点把命送了。抢救了之后，就说神经什么坏了。之后就一直坐轮椅了。要两个人才能把我抬上轮椅。主要是人老了，那时候都快70岁了，身体会有些毛病。

裸捐 我再捞财产，对不起死去的战友

　　都市快报：有人说，您过世后不准备给孩子留一分钱遗产。

　　保伯：我跟孩子说，我没有财产留给你们了。

　　第一，我们家三代长工，本来就是没有财产的。

　　第二，我们海康从唐代到清代，出了6个清官，清代的丁宗洛在山东当知县，把祖上的100多亩田地都变卖了，救济农民。我是共产党员，为什么要留钱？

　　第三，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，以前我打游击的战友，好多被抓了杀死了。我两次逃过，活到现在快80岁，我再捞财产，怎么对得起战友啊！

　　第四，我去美国，他们的孩子长到20多岁，父母就不给钱了，自谋生路。我5个小孩，都过得很好，不需要我的钱。

　　都市快报：您听说过陈光标这个人吗？他说死后要把全部财产捐给社会。

　　保伯：这个人我不大了解。但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在学我，有50多个青年企业家，每年都会捐几十万出来做好事。很好。都市快报：您的家人支持您助学，而且不留任何财产吗？

　　保伯：支持。我老伴（生前）是个小学老师，她退休了跟着我来农场开荒，支持我捐钱给学生。我的孩子也都支持。今年我的钱只有80多万元（离休工资、赡养费和农场收益），不够100万元。我给我广州的小女儿打电话，我女婿是搞企业的，她开着车拿了20万元，回湛江给我。（其中的81万元奖励考上本科的405名学生，其余20多万元用于资助学校。）

　　都市快报：您想过您过世以后，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怎么办吗？

　　保伯：我搞了一个基金会，我的农场从明年起就叫“重教助学基金会农场”，赚的钱和捐出去的钱，委托雷州市政府的同志监督。（都市快报　记者 蔺桃 感谢中国青年报记者蒋昕捷提供图片）

 

79岁离休正厅级干部“裸捐”记

　　“可以贷款嘛。”陈光保对管账的人说，“等卖了香蕉就有钱还银行了。”

　　管账的人早已习惯这种不计代价的捐赠方式。去年，农场收益微薄，这位被人们尊称为“保伯”的老党员，为了凑足100万元奖学金，硬是把市区里唯一的一套三居室卖了，“只卖了26万元”。

　　不止一个人在背后说陈光保是“傻瓜”——一个老游击队员，在海康县（今广东省雷州市）当了30年的县长、县委书记，官至湛江市政协主席。类似这样的正厅级干部离休，多半都在广州、深圳养老，儿孙们承欢膝下。

　　可这位“保伯”，却带着老伴和一帮农民，跑到雷州半岛最干旱的荒山野岭，开荒种地办农场。头10年，农场年年亏损。眼看这两年才刚有点儿收益，他又开始捐资助教了。

　　“保伯”不大理会那些非议。给学子们发奖那天，他端坐在轮椅上，穿着雪白的衬衫，胸前别着碗口大的红花，亲手把红包塞在每个学生手里。高考超过一本线奖励2000元，状元奖励5000元。

　　“保伯”在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也挺新鲜，没有秘书代写的套话空话。其中有一条说，“保伯农场”从明年起将正式改名为“重教助学基金会农场”，其收益和捐赠，将委托雷州市政府的同志监督。

　　坐在农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，这位79岁的老人谈论起死亡，平淡得就好像在说下午可能有一场雷阵雨。他的妻子前两年去世了，他说，将来两人的骨灰要一同撒入雷州的母亲河里，不占用国家一寸土地。最重要的是，他“不会给5个子女留一分钱”。

　　对于这个决定，“保伯”在那次大会讲话中连续问了几个反问句：旧社会我家三代长工，祖父和父亲都没有留下财产，我为什么要留？海康历史上自唐至清出了6位清官，其中清代丁宗洛在山东任知县时，把祖业100多亩田地都变卖了救济农民。6位先贤都没留下财产，我还是共产党员，为什么还要留钱？

　　在场的人回忆，后来“保伯”突然眼望着远方，一字一顿地讲：“当年打游击，死了那么多的战友。人家20岁就牺牲了，我现在有命活到80岁，5个孩子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，都有了好的归宿。我再捞财产，就太对不起烈士了。”

　　一番古今中外、家国天下的感慨之后，台下的政府官员、老师学生们总算听明白，“保伯是真下决心要把财产都留给教育事业了。”

　　没能在学校里好好读书，是陈光保毕生的遗憾。

　　他9岁起就给地主放牛。可“地主不讲道理”，牛得瘟病死了，硬说是因为放牛娃命不好。被撵回家后，陈光保只能捡猪屎卖钱。那时村里办了一个私塾，老师上课，他就背着粪筐在外面听。老师中午吃饭，他就蹲在旁边看着。

　　“你想读书吗？”老师问。

“您教书我都在外面听，《三字经》已经念了好多。”陈光保回答，“不过家里真的没钱。”

　　老师最终免去了6斗稻谷的学费，还送给他一本《三字经》和一本《千字文》。陈光保至今还记得，当他把书拿回去给父亲看，父亲的眼泪一直流。后来他也考过中学，分数是够了，还是没钱念，最终，16岁的陈光保参加了游击队。

　　“现在回想起来，读书太重要啦。”陈光保掰着手指头算道，自己的5个孩子在恢复高考后都考上了大学，现在有的在国企，有的在银行，有的是大学教授。再往下数，两个孙子，一个读了硕士研究生，一个去国外留学。单从这个小家庭来说，“读书终结了三代长工的家史。”

　　不过，据他的老下属吴堂胜回忆，“保伯”可不是现在才开始重视教育。早在他担任海康县县长、县委书记的时候，逢会议就要谈教育。他一直在强调，雷州能不能发展，就看教育了。上世纪80年代，他还写了一篇题为《治穷先治愚》的文章，被很多报刊转载。

　　“保伯”从桌案上抽出当年的那篇论述教育的文章，同时又拿出一份中央办公厅最近寄来的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》纪要。“你看，总书记和总理都发表讲话了。”“保伯”很得意地把相隔近30年的两份材料放在一起比较，“这说明我思想是对头的啊。”

　　陈光保这辈子一直以“敢为天下先”著称，但那个年代仍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记。他给长子起名陈永远，长女起名陈忠于，5个孩子的名字合起来是“永远忠于毛主席”。

　　1977年，他治下的潭葛生产大队，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，作为县领导，陈光保不但不制止这个曾被毛主席否决的生产方式，反而暗中支持，后来甚至在公社会议上公开支持。

　　省领导把他找去，怒斥这是“倒退”。“让潭葛这个‘乞丐村’的农民有饭吃有衣服穿怎么是倒退呢？”陈光保不能理解，“我要联合广东14个县委书记去北京找邓小平评理。”

　　后来，省领导说，“陈光保就不要到北京啦。这样吧，穷队可以包，富队不要包。”

　　结果，陈光保回到县里宣布：“穷队富队都要包！”

30年后，《广东党史》中承认，潭葛是“广东包产到户第一村”。从包产到户的时间上来看，它比安徽的小岗村早了整整一年。

　　这就是他对官员的理解，“教育不光是在学校念书，还包括为官和为人”。他甚至从县财政出资500万元，先后送800名年轻干部在高校培训。据说，广东省委现任的两位副秘书长、一位政协副主席、一位人大办主任，都是得益于此。

　　尽管地处偏远，保伯农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访客。访客分为两拨人。一拨是深受知遇之恩的官员来看老领导的，还有一拨是附近的农民有困难，有“冤情”，来找“保伯”诉苦的。

　　于是，“保伯”的衬衫左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沓百元的钞票，有困难的，就200元、300元地给。这原本都是儿孙们孝敬他的。

　　这个退休干部深受周围农民们的爱戴。当有人偷电线，“保伯”一个电话，调和村就来了200多人包围了窃贼；发生了火灾，贤洋村立即来了几十人救火；有一年糖厂要停榨，保伯的甘蔗还没收完，潭葛村就来了300多人帮着砍甘蔗，两天内收完……

　　而有时候，“保伯”就成了传声筒，从农民这里听到看到的，就传达给官员：

　　比方说，过去官员下乡住在农民家，现在“不下乡了”。一个60多岁的农民到县里反映情况，找不到领导，一到省里、北京，就被送回来。

　　比方说，过去到雷州来视察的上级领导都是住招待所，喝酒就喝几毛钱一斤的海康米酒。现在就连一个小科长，都“动不动就住酒店，喝洋酒……”

　　比方说，过去官员讲求实事求是，现在好多“弄虚作假”。

　　“我们已经严重脱离群众了。”说到这里，这位老干部长叹了一口气，眼中犹带泪痕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翻了多年，显得破破烂烂的党章，上面诸如“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”之类的字下方，都用红笔画了出来。

　　“保伯”心有所感，用当地特有的雷州歌的形式，创作了一本316页的《好官坏官歌》，里面唱“坏官二十害”，“坏官臭万年”。坏官名录那部分更是从建国初的刘青山、张子善，一直唱到新近的王华元、陈绍基。

　　“官员来了，我就送一本，然后唱给他们听。”保伯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“要做好官，不要做坏官”。

　　很多时候，保伯不能理解当下的世道人心，就像很多人不能理解，他这样做，“究竟是图什么？”

“您出书立说做好事，是为了青史留名吗？”有人直言不讳地问陈光保。事实上，的确有人把“保伯”和雷州历史上的三位清官合称“三公一伯”，相关出版物也在筹划中。

　　在“保伯”看来，自己尚不能与先贤并列，不过，让老人高兴的是，自己捐资助学所产生的示范效应，已经逐渐显现。

　　今年，雷州市附城镇麻演村黄源胜三兄弟都考上了大学，但因家穷，无法承受一年几万元的开销，三人面临“抓阄上大学”的窘境。

　　陈光保知道后，资助他们兄弟三人1万元。随后，雷州市政府资助4.5万元，各社会人士捐资4万多元，三兄弟读大学的费用基本得到解决。

　　最近，“保伯”召开了一次讨论捐资助学的家庭会议，子女都表态，会尊重他的意见。他的长子陈永远已经改名陈强，女儿陈忠于也改做陈忠瑜。

　　“我们这一代人表达感情不会这么直白。”陈忠瑜说，“但不能否认，爸爸那一代人的精神真是很了不起。”

　　当然，如果是“保伯”认准的事，恐怕是没有人能左右得了。在家里，他是严父的形象，在工作中，他也是不苟言笑，不怒自威。翻看陈光保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相片，这位身高1．8米的大汉总是一脸严肃的表情。

　　唯一例外的，是在参观农场的路上。

　　“你看，今年的香蕉长得多好。”这个退休高官指着车窗外已经挂果的香蕉林，咧着嘴嘿嘿地笑，“12月份我又可以卖甘蔗，明年就不用为筹钱发愁了。”(中国青年报)